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美国胡佛研究所国家研究员 徐翔

　　纵观19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历程，每一个阶段的全球经济快速增长期都孕育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譬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崛起的工业企业，抑或是信息产业革命以来引领时代发展的一批建立在计算机、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之上的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作为产业经济领导者带动技术进步，对于全球范围内经济发展和个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然而，这些企业在崛起之后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来自大众、政府和其他企业的大量指责和批判。这些指责首先来自其对现有经济体系的破坏。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造性毁灭理论（creative destruction），指出企业家的创新在驱动经济增长时不断地破坏旧有的秩序和结构，同时创造性地打破旧的市场均衡。这一过程对已有产业秩序中的其他企业和劳动者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此外，大企业的不断扩张所滋生的垄断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效率。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颁布了专门的反托拉斯法（antitrust law）并不断增加对大企业的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里，中国企业和企业家通过不断创新突破自我，跨越艰难险阻，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长、发展之路。吴晓波先生的著作《激荡三十年》里，对于改革开放之后前三十年里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和成长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和论述。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纵观全局，21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受到07-08国际金融危机的干扰，但是这个基本判断并没有发生改变。《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一书中指出，新世纪前10年科学技术储备已在孕育新的产业变革，危机将很有可能催生新一轮技术长周期的启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美国诞生出许多优秀企业，为其成为全球领导者做出突出贡献。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能率先实现结构调整和技术跨越的国家，才能在新的一轮技术周期中获得领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需要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技术、先进管理理念和长远发展规划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企业的发展、企业家的崛起都离不开本地经济发展和文化的长期积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崛起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公司，其中被合称为BAT的三家（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最为突出。这三家企业的总部分别在北京、杭州和深圳，在企业文化、发展思路乃至管理模式上都有着各自的突出特点，也都受到当地经济价值观的深远影响。以阿里巴巴为例，其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浙商精神的集中体现。与之相对的，腾讯的创新和发展与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所与生俱来的创业精神是相互呼应的。如果将阿里巴巴和腾讯总部互相交换，抑或是互换公司领导人，毫无疑问两个企业所经历的发展路径和采用的生态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带有区域经济特色及地方人文色彩的优秀企业和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完成转型升级、进入更高发展阶段的基础。

　　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应具有哪些内涵？笔者认为，以下三点内容应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共识。第一，企业和企业家应积极寻求“创造性改善”。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固然有其内在价值，但在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应存在创造过程中对已有产业带来最小损失乃至提升效率的发展方式。以淘宝为例，其发展对于传统零售业带来了较大冲击，但是也为传统零售业摆脱线下高成本，转为线上商城从而提高利润率提供了极大机遇，这就是创造性改善的内涵。第二，企业和企业家需要有着全球视角下的社会意识。蚂蚁金服以“为小微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普惠金融服务”为发展目标，而这里提到的小微企业和消费者也包括了其他新兴市场和欠发达国家、地区的企业和个人。这种全球视角下的社会意识使得他们能够在国际竞争中占得先机。第三，企业和企业家在发展过程中应贯彻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经营原则。“思想解放、兼容并包”是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提出的办学理念，这一思想在当代企业运营管理中也应得到重视。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不断加速发展，任何企业行为都可能涉及文化交流和文化冲突，这其中既包括社会文化，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企业文化。那么，为了实现互利共赢，对不同文化持开放态度，积极地开展跨文化沟通与合作便是企业在本地化和国际化进程中都取得成功的关键方式。

　　笔者相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的企业家精神将不断树立、改进、传承，中国企业将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写下属于自己的宏伟篇章。